在撰写纪念抗战胜利的一篇长文时，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让团队深受感染——
抗战期间，有外国记者拦住一名奔赴前线的中国士兵。问：你多大了？答：16岁。问：你觉得中国会胜利吗？答：中国一定会胜利的。问：当中国胜利后，你准备干什么？娶妻生子？还是继续参军？士兵笑了笑，回答道：那时候，我已经战死沙场。
故事有多种表述方式。几番寻证，发现源自埃德加·斯诺早年出版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，后收录于上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《胡愈之译文集》中，只不过是叙述体。从当时的左翼文化界在文章中转述开始，故事就为人们口耳相传，表述也不断变化。比如，把“露齿而笑的红小子”刘姓红军指挥，变为16岁的中国士兵，把“那时我已经死了。我们大半都将死在这场战争中”的回答凝练得更简短等等，但故事的内核一直没有变。
由此思考，为何故事中的“中国士兵”如此感人心魄、令人传颂？
这些天，思绪一遍遍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，赵一曼、杨靖宇、佟麟阁、赵登禹……无数有名无名的英雄事迹浮现眼前。感怀先辈先烈经历着怎样的艰苦卓绝，付出着怎样的流血牺牲，每每不能自已。这位“中国士兵”，不正是那个年代亿万人民视死如归的形象缩影吗？
进而思之，故事所传递的以必死之心求必胜的勇毅，为什么能够穿越历史的烟云，具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和感染力？
当年，斯诺从中敏锐地发现，“这反映着中国的一种全新的哲学”——“为了要战死或反抗压迫而去投军”，并分析认为，日本军国主义“如此高兴地发动战争时”，“所抱的最大的幻觉”就是“绝对深信像刘某这样的中国人还没有诞生”。
顺着斯诺的思考再深入，为什么那时的中国已经与过去不同，人人抱定必死之心？
从甲午失败到抗战胜利，历史走过了半个世纪，当年的中国仍是积贫积弱，为什么就能够战胜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，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？
“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”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从此，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”。这一重要论述，成为解码中国的一把钥匙。
从九一八事变起，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，团结国内抗日力量，反对妥协与投降，最终推动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。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全体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！
历史雄辩地表明，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动员起来、组织起来、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，激发了成仁取义的民族道统，焕发出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，为实现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而一往无前。
“常思奋不顾身，而殉国家之急。”在各个历史时期，从钱学森、邓稼先，到黄大年、黄文秀……正是无数“中国士兵”胸怀家国大义，坚定必胜信念，牺牲小我成就大我，牺牲小家成全大家，才有今日中国的巍然屹立，才有未来中国的光明前程。由此更能理解，为什么总书记强调“历史是人民书写的，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”。
在长文快收尾时，耳边传来飞机划破长空的强劲轰鸣声。抬首望向窗外，九三阅兵演练的空中梯队正有序飞过。不禁破涕，这盛世，如你所愿。对先烈的最好告慰，就是把他们为之牺牲的事业发扬光大，把他们为之期盼的愿景变成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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